中日老兵会见, 战胜方,为什么比战败方还萎靡?
中日老兵會面
这场中日老兵会见,我认为最令人唏嘘的其实还是双方见面的第一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是双方自我介绍.
木下昌巳等人先后起立,挺直腰杆,大声报出自己的名字、部队番号、职衔和家庭地址,就好像当年出列,向长官报告。
而轮到中方人员时,老兵们多是由子女搀扶着,站起来,由翻译向日方介绍。
当年战场气势如虹的对手,如今精神状态对比鲜明。 为什么当年势均力敌的对手会有如此迥异的状态?战胜方,为什么比战败方还萎靡? .
..... 此情此景深刻反映了二战后中日军人各自的人生遭遇。无言!




























这场中日老兵会见,我认为最令人唏嘘的其实还是双方见面的第一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是双方自我介绍.
木下昌巳等人先后起立,挺直腰杆,大声报出自己的名字、部队番号、职衔和家庭地址,就好像当年出列,向长官报告。
而轮到中方人员时,老兵们多是由子女搀扶着,站起来,由翻译向日方介绍。
当年战场气势如虹的对手,如今精神状态对比鲜明。 为什么当年势均力敌的对手会有如此迥异的状态?战胜方,为什么比战败方还萎靡? .
..... 此情此景深刻反映了二战后中日军人各自的人生遭遇。无言!
他发现美军坠机,促成中日老兵会面,却曾因此丢了工作| 止戈出品
止戈传媒第 38 篇战争故事,全文约6231字
从门缝往里看,好像一个公园,有些好奇的我,就推门进去了。
这个发生在34年前不经意间的举动,让我看到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也改变了我的一生。
我的老家是山东济宁,1938年就被日军侵占。
母亲说,日军的岗哨就设在上学路上,为了避开岗哨,不给日军鞠躬敬礼,母亲和同学们总是要绕很远的一段路。父亲也很想参军抗日,但生活在日统区,一直没有机会。
日本投降后,父亲参加了解放军,后来前往贵州清剿国民党残匪,之后又来到昆明。
让父母想不到的是,我后来从事的工作,竟然和他们的敌人有关。
1984年的一天,我到云南腾冲出差,独自闲逛时,看到一扇大门上写着“党校”二字,感觉好奇,就从门缝向里面看去,像是公园,就推门进去了。
里面密密麻麻都是残破的墓碑,一个老人在认真整理,我上前询问。没想到老人破口大骂,说那些毁坏墓园的人没有良心。
看老人心情不好,我没敢再多言语就从墓园里出来。在墓园附近铁匠师傅的口中,我听说这个地方叫“国殇墓园”,是中国远征军的墓地。
我有些惊讶。我是云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的,我对此一无所知。我再度返回国殇墓园,园子里的老人告诉我,他们是在这里做修复工作的。文革期间,这里曾遭毁坏。
我不仅出生在军人家庭,我自己也曾是名解放军。1969年,我就参军前往腾冲服役,从来没有听到任何滇西抗战的事。倒是有个国民党残匪想到部队营区搞破坏,被哨兵一枪托就打晕在营区门口,后来经腾冲政府公审给枪毙了。
我的军装照
1979年我考上了云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当时老师也没有讲授过云南抗战的历史。
回到昆明,我像打了鸡血,疯狂寻找云南二战史史料。我的田野调查之路由此开始。那个年代,研究这段历史还是禁区。
意外的是,父亲对我的想法,没有反对。
我先就近寻访在昆明的老兵。在我去相关单位要老兵名单时,被拒绝了。
黄埔同学会的李希刚得知后,邀请我去他的办公室。他的父亲是民国元老李根源,国殇墓园的题词就是李根源写的。
李希刚听了我的想法后,没有明确说帮还是不帮,只是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本子放在桌子上,一句话没说,转身出门了。我看了一眼那个本子,竟然是老兵的花名册。
那时的抗战老兵,都才60多岁,听说有个年轻人在到处打听他们,就口口相传,“叫小戈来采访我”,我就这样找到一个又一个的老兵。
崔继圣曾是1944年滇西大反攻时,负责主攻松山主峰的第八军荣一师三团代理副团长,我找到他时,他在学校门口卖瓜子。我采访了数十次,有时在他狭小的宿舍,更多是在孩子们买瓜子中断断续续进行。
我都是避开吃饭时间去找他,因为我们那时彼此都请不起对方一顿饭。记得有一次傍晚,我坐在他家听他回忆松山战役,说最后发起冲锋时,督战的长官也来到前线,抬着几大箱钱,临时抽调30名敢死队冲锋,每人奖励一万法币。
崔继圣也在敢死队中,冲锋前敢死队每人先发五千法币,用蓝色的布袋包着捆在身上,活下来还能领另外五千。如果死了,身上的五千可能会被别人拿走。
说着说着,崔继圣突然嚎啕大哭。
我曾想给他拍照,被他严肃拒绝,他说这有损他的军人形象。崔继圣是我采访的老兵中,着装最差的一个,只有一套破旧的中山装,没有换洗。
但后来在一次和日本老兵的会谈中,我才发现他其实是最有骨气的一个。
我在松山下走访调查
崔继圣是我研究松山战役的引路人。1985年,我坐班车、拖拉机、步行,一路走一路问,用了两天时间,才从县城到达松山脚下。
当我精疲力尽地爬到松山时,眼前的一切惊得我瘫坐在地,整个山头密密麻麻地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土坑窝。山下村民家中都是各种各样的枪弹,有的还没有爆炸,整个松山都是战争留下的可怕痕迹。
但很快,我成了安全部门的监控对象。
为了全面研究滇西战役,我找到了几本日本军人写的回忆录,请人翻译过来,并根据书上留有的地址,分别给他们写信,表示我想了解这段历史的意愿。
不少日本老兵收到信后,都很支持,给我寄来大量详细的地图、回忆录,有一个老兵还亲自来到昆明,给我带来一大袋资料和胶卷。
那些资料对于我的调查极有帮助。我想邀请他到家里吃饭,没想到被父亲断然拒绝,说坚决不可以。
父亲回忆年少时,在老家的街上,看到一个日本军人走在街上累了,就叫一个路人过来跪在路边,给他当凳子,他就这样坐在路人的背上耀武扬威,休息够了拍拍屁股走人。这个屈辱的场景一直留在父亲的脑海中。
当年松山战场上的日军
尽管我和日本老兵保持着严格界限,我却很快被安全部门盯上。当我再次去松山考察时,我刚从山上下来,我的地图、采访笔记、相机胶卷等所有东西都被公安没收了。
我回来后,朋友告诉我,公司把我开除了。我刚刚才给公司争取了100多万的利润,老板却说,不管我有什么功劳,都会开除我。他说,小戈呀,我们这种小公司,实在容不下一个“特嫌”。
老板还是留了情面,为了不影响我找工作,把“开除”撤销,给我重新介绍单位。但依然没有单位敢收留我,因为将我列为“特嫌”的文件已经下发到各大单位。
80年代我在滇西做田野调查
我很痛苦不能再继续研究这段历史,但我的老板又安慰我说,你怕什么?他们来了,你就说不搞了不搞了;他们走了,你再搞。然后他说,这就和我们偷税漏税一样!
现在想来很好笑,但当时我听了,犹如一盏明灯。
松山是日军在中国的“玉碎“战场之一,过去日本人一直想去,中国政府就是不允许。1989年,松山第一次向日本老兵开放,由外办派人负责,当地公安也全程陪同,严密监视,禁止带走松山的一粒尘土。
日本老兵从滇西回来后,其中和我通过信的木下昌巳指明要见我,外办找到我,在他们的安排下,我终于可以公开和这些日本老兵交流,我几年前在松山被没收的资料很快被送回。
我见到木下时,问他想不想见见当年战场的敌人,我们的抗战老兵。木下眼中放光,说:戈先生安排。
1991年,在外事办的安排下,昆明金龙宾馆会议室,松山战场的敌我双方终于见面。
进攻方有松山战役前期总指挥、71军新编28师少将副师长王治熙、第八军荣三团代理副团长崔继圣、第十一集团军司令部作战课长陈宝文、第八军102师307团副团长陈一匡和第五军参谋邹德安。
守军一方有113联队炮兵小队长木下昌巳、士兵早见正则、石田、鸟伺久,松山最高指挥官金光惠次郎的女儿,以及曾带日军敢死队冲上子高地和中国军队肉搏的日军小队长木下四郎的女儿。
崔继圣在座谈会现场
说起滇缅战争,双方仿佛回到硝烟弥漫的战场。崔继圣指着木下说,你们这些鬼子,当年杀了我多少中国士兵。
木下说,我没有亲手杀过中国人。
崔继圣说,你是炮兵,你们炮火那么猛,难道没杀死中国人吗?
木下又说,那是战场,两军交兵,我要执行命令,我不打死你,你就要打死我。
崔继圣的荣三团是最后主攻松山的部队,爆破子高地后,他带人搬着重机枪冲上阵地,看到到处是抱在一起的中日士兵,那是两军在肉搏。
说起刺刀军刀飞舞,他情绪依然非常激动,慷慨激昂,一扫平日的狼狈。而坐在他对面的,就是当年日军敢死队小队长木下四郎的女儿。
木下昌巳意识到,眼前这个中国老兵当年曾和他面对面厮杀过,于是站起来,走上前去,要拥抱崔继圣。
崔继圣第一反应是拒绝,身子向后躲闪,但是,木下还是一把抱住了他,崔继圣只好被动地拥抱了木下。这是一个很有象征意义的动作,这是当年子高地中日士兵搂抱一起,杀红眼之后的再次拥抱,这次却是干戈化玉帛。
木下强拉崔继圣拥抱,当时光线差,相机没上对焦,花了
情绪平静下来之后,大家都说:过去我们是敌人,现在我们都老了,一定告诉后人不要忘记教训,中日不能再战了,为了下一代,我们一定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这场中日老兵会见,我认为最令人唏嘘的其实还是双方见面的第一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是双方自我介绍,木下昌巳等人先后起立,挺直腰杆,大声报出自己的名字、部队番号、职衔和家庭地址,就好像当年出列,向长官报告。
而轮到中方人员时,老兵们多是由子女搀扶着,站起来,由翻译向日方介绍。当年战场气势如虹的对手,如今精神状态对比鲜明。
为什么当年势均力敌的对手会有如此迥异的状态?战胜方,为什么比战败方还萎靡?
会后中日老兵合影
我一直认为,松山的幸存鬼子兵中,木下昌巳对战争的反思是最深刻的。因此,我们也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往来。
2002年,71军新编28师少将副师长王治熙病危,他认为自己这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抗日,而抗日经历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松山。所以,在离开这个世界前,想和松山上的对手木下昌巳见一见。
我的老朋友,外事办翻译伍金贵接到王家人的电话,立即请示上级,得到允许后,立即联系了在日本的木下昌巳。
木下接到电话,即刻飞来昆明,赶到医院。
当他捧着鲜花走进病房,病重的王治熙想起身,木下走上去,一把抱住他。木下看着虚弱的王治熙说:你是你们国家的民族英雄,当年在松山,我们的炮火那么猛,你们不顾生死往上冲,你一定能挺过这一关。
木下(中)在松山战场遗址考察
王治熙说:中日是友好邻邦,可不能再战了。
木下说:我们一定告诉后代,中日两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中日决不能再战了。
他看到王治熙手上带着一块上海牌手表,于是摘下自己的手表说:这是我儿子从瑞士带来的,为了中日友谊,我们做个交换,留个纪念吧。
于是,他们交换了手表。
很显然,这不只是个人物品的交换,更是战场对手人生终结之际,个人恩怨的了结。同时,也含有一个晚年幸福的战争失败者,对一个半生悲催的战争胜利者的悲悯。
我最后一次见到崔继圣时,他已卧床不起,生活不能自理,在满是屎尿的床边,他握着我的手,说:我们是最好的朋友,我们肝胆相照啊。
在我全身心投入采访抗战老兵途中,我却忽略了自己的父亲也在慢慢变老。2005年,父亲病危,我突然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
当时很后悔,由于太过于专注自己的事情,从未刻意留出时间好好陪伴父母亲。父亲最后的日子,我在医院里,守在病床边,父亲已不能说话,我心里其实有许多话想说,可就是说不出来……
就在研究滇西战役过程中,我也接触了大量关于飞虎队、驼峰航线的资料。
1995年3月,我和伙伴们在中缅边界的深山密林中,第一次看到了广为流传的二战驼峰飞机的残骸,扭曲的飞机螺旋桨,如同挣扎着要述说什么的一张大嘴。
摸着上面的伤痕和铁锈时,我无比羞愧。因为这些飞行人员为我们做得太多太多,而我们对他们的了解却太少太少。
驼峰飞机到达昆明以后,地勤人员忙着卸货
我们“秘密”成立了三人小组,把这次经历写出来,到一家美国老兵杂志上发表。我预计看到文章的美国老飞行员,会提供详细资料甚至财政支持,这样寻找才更加有效。
果然第二年,弗莱茄·汉克斯和我们联系,希望帮助去寻找53号坠机。
1943年3月11日,执行驼峰运输任务的中国航空公司第53号运输机,在高黎贡山片马坠机。抗战胜利后的数十年间,53号坠机经过两次大规模搜救,都因恶劣的气候和其他原因而失败。
53号机失踪不久,中航在空中发现了这架飞机的残骸
汉克斯和我商定,首先由我到现场了解情况,如果确认飞机还在,汉克斯马上在美国筹集资金来云南组织寻找。
1997年1月28日,我们在当地公安和老百姓的帮助下,在边境密林高山中艰苦跋涉了数个小时,为了抄近路,有时不得不越过无人看管的国境。
终于,在一片厚厚的积雪下,我们看到了那盼望已久的飞机。我随手把背囊一扔,狂叫着冲了上去:“我看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飞机比我想象的要大了许多,就像是一头英勇搏斗而壮烈倒下,并在死后仍保持着当年激烈挣扎的非洲野象的尸体。尽管飞机有人为破坏的明显痕迹,但是机身外形和主要大件仍然还在。
我在53号坠机现场和后来展出飞机的对比照
左右机翼的起降轮已打开并完好。机身中部变形断裂。尾翼也受到损伤。飞机部件如大小舱门、氧气瓶、氧气口罩、机油铁桶和其他残破碎片数百件散落四周。
我悄悄地捡了一个无线电话筒和一筒破碎的胶卷藏在身上,准备送给汉克斯。因为这是我们所发现的东西中最具有个人特色的。
发现53号坠机的消息,云南的媒体不敢报道,最后《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报道了,一下轰动海内外。这架迄今为止在驼峰航线上发现的最完整的坠机,现在展出在怒江片马的“驼峰航线纪念馆”。
汉克斯(中)和我在片马博物馆53号机前
2002年10月,我随中国国务院新闻办赴美参加“历史的记忆”大型图片展,其中“寻找53号飞机”的内容格外醒目。10月22日,53号机长福克斯铜像揭幕仪式在其家乡举行,江主席专门前往并为此题词:“这是一位在中国抗日战场英勇献身的美国飞行员。中国人民将永远记住他的名字吉米·福克斯。”
在做田野调查中,对老照片的考证也一度让我着迷。1995年,在和电视台拍摄滇缅公路纪录片时,我就想沿着滇缅公路老路,试图寻找类似与“24道拐”抗战公路这张老历史照片的拍摄地点。
这张美军记者拍下的老照片,一直被以为是在滇缅公路上。但摄制组一干人在“滇缅公路”线跑了几个来回,把省内类似的地形与道路走了个遍,始终没有发现和老照片相似的地方。老照片上的盘山公路,它就像从地球上消失了。
美军记者拍摄下的24道拐
苦寻不得,一位朋友有次突然说到,“24道拐”可能在云贵交界的某处。一语惊醒梦中人,我赶紧回家问曾经在贵州驻扎过的父亲,父亲说好像是记忆中有这么一条路。
2002年春节后,我从昆明乘火车到贵州安顺,年纪较大的司机们看了老照片后,当即就说:“从晴隆县往昆明方向出去一公里,到了那里只要问“24道拐”,谁都知道……”
果然,晴隆县随便问一位三轮车司机,大家都知道24道拐在哪里。第二天我起了个早,翻山越岭,经过几个小时的寻找,最后爬上山顶。活生生看见了这个完全成为滇缅公路标志、并且闻名于世界的“24道拐”抗战公路,它简直与60年前一模一样!
这结果来得太容易、太简单了!我苦苦寻找多少年,踏遍标准意义上的滇缅公路全程,结果却是如此出人意料。
我找到了24道拐真正所在地
一幅本属于贵州人的闻名于全世界的照片,竟然让云南人自豪了半个多世纪。
贵州晴隆“24道拐”的发现,对于云南人的情感变得更为复杂。一位老记者劝我,不要发表“24道拐”的照片了,这幅照片和云南人血肉般地联系在一起已半个多世纪了。如果忽然告诉云南人,这个“孩子”是别人的,这对大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但历史就是历史,我于2002年发表了自己的研究结果,从而纠正了57年来“24道拐”在滇缅路上的谬误。
田野调查就是这样,付出最少也许收获最大。而有些事,穷尽一生,也不一定能搞得清楚,比如缅甸的野人山。
我第一次听说野人山就是来自远征军老兵邹德安。当时,邹德安随第五军军部行动,他走过最长的撤退路线,是各支撤退队伍中,遭遇最悲惨的。
从野人山撤退回来的远征军老兵邹德安
抗战胜利后,邹德安住在昆明顺成街一所非常简陋的阁楼上,他是我所看到的老兵中最英俊潇洒的一位,一头梳得整整齐齐的银发,架一副宽边眼镜,显得非常儒雅,1.8米以上的个头,任何时候都穿着笔挺的毛料子中山服装。
我采访他不下20次。他告诉我,有时走累了,半夜爬到路边窝棚睡觉,早上起来看到自己睡在一排排的死人中间。再往后,队伍里面就出现自杀的人,把枪口抵到下巴下面,用大脚趾头抠动扳机。
缅甸的史迪威公路
70多年来,野人山给外界留下了巨大的谜团,这片密林究竟是如何吞噬这数万中国远征军的?这些殒命异域的死者,他们的尸骨是否有地方安放?
带着这些疑问,我先后6次沿着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的作战路线展开探访考察,但至今仍有无数谜团未解。
时隔数年,我们计划12月12日再次重返野人山考察,也期待你的同行。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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