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憲政民主之光—李锐百年自述i



李锐百年自述

李锐 5G信息网  Yesterday





李锐,男,1917年4月13日生,生于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现居北京。1934年考入武汉大学机械系。1937年武汉大学工学院肄业,赴延安投身革命。中组部原副部长。中共党史专家、毛泽东研究专家、政治家、作家。历任水利部副部长,电力部副部长、国家能源委员会副主任,中央组织部青年干部局局长、常务副部长,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


我这一百年大致分可为五个阶段:第一个二十年上学读书;第二个二十年投身革命;第三个二十年被革命踩在脚下;第四个二十年复出工作;第五个二十年思考研究。
我曾当过湖南省委宣传部长,又曾担任过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在两个最重要的部门工作过。我当过三位中央领导人的秘书:先是担任高岗的政治秘书;后来担任陈云的政治秘书;最后又担任了毛泽东的兼职秘书。
在五九年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追随者”,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发配北大荒,几乎饿死;文革中又被关进秦城,住了八年监狱。平反后复出,加倍努力工作。
我对党有两个重要贡献,一是写了一本《庐山会议实录》,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全貌;二是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阻止了邓力群可能被推举为总书记。我一生的著作(不包括日记),总计超过一千万字。别人写我的东西也有几百万字。
我从中组部的领导职务中退下来后,组织编写了一整套《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共计十九本,此外每个县都编了一本,搞清了历史上的好多问题。例如:井冈山时期肃“ΑΒ团”,杀了十万人;延安整风后期搞“抢救运动”,打出一万五千个“特务”,而国民党却说他们没能打进延安一个特务(见唐纵日记);文革期间,秦城监狱关押502人,多数是党的高级干部,死在监狱的30多人,精神失常60多人。

第一个二十年是读书,追求革命

我于1917年4月13日生于北平,祖籍湖南省平江县,父亲李积芳自幼好学,1905年被官派赴日本留学,他在日本生活五年,深知日本的国策就是要灭亡中国,由此激发了强烈的爱国情怀,辛亥革命前回国,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担任了国会众议员。
可惜英年早逝,父亲去世时我才五岁,上面还有两个姐姐。我的母亲是一位受过现代教育,有进步思想的女性,儿时母亲常对我们讲父亲的往事,教育我们如何求学做人,特别不要趋炎附势,品德最为重要。这些教导对我思想的形成潜移默化。
母亲又把我送到当时新开办的最好学校——楚怡小学和岳云中学——读书,这两个学校都注重品德教育,校规严格,要求学生关心国家大事,从小养成好习惯,还开设劳动课,种菜,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学校还开展体育活动,组织各种球队,当时我就是校队的球员。
我在中学阶段就喜欢写作,是办墙报的积极分子,还写过一篇名为《走》的小说,描写人力车夫的生活,结局是投奔了红军。从这篇小说可以看出我少年时期的思想倾向。总之,父母、家庭与学校的教育,对我一生走什么路,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学毕业后,考取了武汉大学,那个时期主要是受鲁迅文章的影响,思想更加激进。说实在的,在大学的两三年,并没有好好读书,净闹革命了。当时,我是学生中的领头人之一,积极参加了“一二·九运动”,担任了“武汉大学学生救国会”的常务干事,创办了《救中国》杂志,我写的发刊词题目就是“团结、抗斗、救中国”。
1936年上半年,我们收到了一份从美国传来的中国共产党号召共同抗日的“八一宣言”,并读了斯诺所著《西行漫记》,更加坚定了要寻找共产党的决心。由于当时在武汉没有党的组织,我们便联络了八个志同道合的人,于1937年2月正式成立了一个的自发党组织,定称为“武汉临时支部”。
不久,我带着自发临时支部所有人的入党表去北平,找到了党的组织,自发临时支部所有成员都被接受为正式党员。因此我的党龄从1937年2月起算。



 第二个二十年投身革命,成为职业革命者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我和几位朋友到天津,又转赴烟台、济南,武汉、徐州、长沙等地,参加“青年救国团”等活动。1939年8月,我去重庆参加南方局青年工作会议,在重庆与《新华日报》记者范元甄结婚。南方局组织部长博古决定将我们调离大后方,送到延安去。会后,我和范元甄跟胡乔木同乘一辆卡车到了延安,在延安工作、生活了整整六年。
到延安后,我先在中央青委工作,后调入《解放日报》,在第三版(国内版)负责写辟栏文章,主要任务是收集一些国民党区的情况、材料。我写的第一篇文章记得是《为大后方的大学教授呼吁》。
1943年4月初,在“抢救运动”中,我被诬陷为“特务”,抓进保安处关押了两年。保安处的审问,通常是采用各种刑罚逼供,有的还长期带脚镣、手铐。在保安处对我审问时,因为我什么都不承认,审问者发脾气打了我一耳光。总的来说,对我的刑讯还不算太狠,一个是站,立正站着,不许动;再就是坐矮凳,时间稍长腿就肿了。
审问的时候,有人持枪昼夜轮班监视,不许动,眼睛也不许眨。这样一直审了我五天五夜。和我关在一个窑洞的陈新,在我被审了五天五夜回监舍后,他跟我说:把他绑在十字架上,用鞭子抽,还坐老虎櫈、戴脚镣,比对我厉害多了。
我从保安处放出来后,又回《新华日报》工作,我在《解放日报》前后不到三年,在报上发表过的文章和社论约有40篇。八十年代初,新华出版社为我出过一本《窑洞杂述》,全书22万字,这本书就是我在延安文字工作的汇总。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终于取得了彻底胜利。同年10月,我和范元甄随同赴冀热辽打前站的同志离开延安北上,经张家口到了承德,在承德创办了《冀热辽日报》。1948年2月,随东北局书记高岗到东北,作了高岗的政治秘书。
1948年10月,解放军攻占锦州后,挥师东进,准备解放沈阳。东北局决定由陈云带领四千多人去接管沈阳,陈云让我随他去,这样我又当了陈云的政治秘书。接管沈阳后,随陈云一路巡视鞍山、本溪、安东,最后转到吉林、长春,走了将近一个月,印象最深的是丰满水电站。
我过去没见过水电站,丰满那时有两台机组发电,大概是六七万千瓦,当时的感觉真是了不得。在鞍山和丰满看到了现代先进的工业生产,对我产生很大的震动,这是后来愿意转行搞水电的动因。
随着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的胜利,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第二天,我就跟陈云到了北平,住在北京饭店。然后陈云就到西柏坡开七届二中全会,我没有去,在北平我帮陈云做了一件事,就是到琉璃厂买了许多从清末到民国以来经济方面的书,装了一大木箱,为他留在中央管全国的经济做准备。
由于我一直想到下面做一些实际工作,经向陈云提出后,他虽不想放我走,一再挽留,但最终还是同意了。这样,1949年5月,我随南下部队回到湖南,先是负责创办《新湖南报》,任社长,后来调任省委宣传部长,在湖南工作了三年。1952年9月,被调到燃料部水电总局任局长(后转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终于实现了我献身于水电事业的宿愿。
我在管水电时的一件大事,就是有关三峡工程的一场论争。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向毛泽东建议:要解决长江的洪水,必须在三峡修个大水库,把长江的洪水装起来。这件事给了毛泽东一个很深的印象。林一山在《中国水利》上发表了《关于长江流域规划若干问题的商讨》的长文,正式提出修三峡解决长江的洪水问题,他规划的蓄水高度是235米,比现在三峡大坝175米还高60米。
也就是要把整个重庆都淹没了。这篇文章一出来,我们就看到了,我就在《水力发电》组织了一期长江规划问题专刊,一共八篇文章,从各方面论述三峡工程的问题。此后,双方争论不断,这样,不同意见便引起了高层的注意。本来毛泽东是赞成三峡工程上马的,他在1956年写诗欢呼“高峡出平湖”,已经表达了赞成三峡上马的意愿。
1958年1月南宁会议时,他听说三峡工程有一个反对派叫李锐,便说:“那好啊,把林一山、李锐都找来,当面谈谈吧。”于是中央办公厅便通知我和林一山都赶到南宁,在毛泽东面前陈述各自的见解。
我和林一山到达南宁后,当天晚上就开会,谈三峡。开会的房间很小,里面坐了二三十人,一个长条桌,大家面对面就坐。我们俩人坐在毛泽东的正对面。毛就问:“林一山,你要谈多久?”林一山说他要谈两个小时。
毛又问我要谈多长时间,我说:“半个小时”。林一山的口才很好,他从汉元帝谈起,谈历代皇帝怎么防洪等,滔滔不绝讲了两小时。我感到他讲的中心不突出,用了很多专业术语,在座的人不一定都能听懂。轮到我时,就谈得尽量简短,深入浅出。
我说:修这么大个水库专门来防洪是不行的,它主要是个水电站。长江跟黄河不同,是条很好的河流,现在长江在我们的手里,完全可以通盘考虑,用各种办法防洪。最后讲到了三峡技术上的困难,这么大的工程,最困难的问题是勘察,确定电站的大坝修在哪里,要对河流分段进行地质考察,这个选坝址的工作不是三五年能够完成的。这样一讲,大家都听懂了。
毛泽东说:“好,讲得很好。但是讲了还不算数,每人再写一篇文章来,不怕长,三天交卷。”于是,我们又分别赶写了两篇文章。文章交上去后,我看到彭真那些人在我的文章上划了很多红杠杠,在林一山的文章上打问号的多。最后的会议上,毛泽东还批评林一山的文章写得不好,说你是师范毕业,文笔不适,这就把他的意见否定了。
毛泽东夸奖我的文章写得好,把问题讲清楚了。三峡的问题就这样定案了。南宁会议出了个《工作方法六十条》,里面有一条是要“培养秀才”。毛泽东说,“我们就要培养李锐这样的秀才。”
南宁会议快结束时,毛泽东出人意料地对我说:“李锐,你来当我的秘书。”对此,我完全没有精神准备,立即回答说:“我搞水电,很忙。”他说:“不要紧,兼职嘛。”这我就不好回嘴了。随后,我给毛写过三封信,委婉地反映了“大跃进”中的一些问题。毛看了这些信,对我能够反映一些真实情况,当时还是比较满意的。曾说:“李锐我感谢你呀,是共产党感谢共产党。”
有一段时间,毛不断地表扬我,那时真可以说是被捧到了天上。万万没有想到,仅仅几个月后,庐山会议上风云突变,我又从半空中摔了下来,几乎粉身碎骨。



第三个二十年,被革命踩在脚下

1959年夏季召开的第一次庐山会议,无论在中共党史上或共和国历史上,都刻上了深刻的印记。那次会议无端地打出一个“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主要成员是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我因在会议期间同黄克诚和周小舟在一起有些议论,最后被定为“追随者”,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从此跌入无底深渊。
从庐山下来,又经过几个月的揭发批判,随后被送到北大荒850农场附近的兴华村,与村里的一个单身老头同住。那时粮食不够吃,差点被饿死。我在北大荒得到的一个经验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就是挨饿。
1961年11月,经在京的友人设法营救,我终于离开了北大荒回到北京。此时,范元甄提出要离婚,我说同意,就办理了离婚手续。水电部党组曾讨论过是否恢复我的党籍,未被通过,原因大概是由于范元甄在离婚后又写了两本揭发材料,里边有我和她私下议论的一些话(文革过后邓小平复出,他看过这两本材料,说:“太恶劣了!”下令把它给烧掉了)。
由于党籍未能恢复,又把我下放到安徽大别山里的磨子潭水电站,给水库的职工当文化教员,也干些体力活。文革开始后就不让教书了,变成劳动改造。
1967年11月11日,突然把我送上一架专机直飞北京,下了飞机就把我送到了秦城。事情的起因是:1967年夏秋之际,中央专案组来人向我调查毛泽东几个秘书的情况,我说胡乔木、田家英、吴冷西等人都没有问题,主席秘书中最危险的人是现在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并写了封信给总理,请他们转交。
这下又闯下了大祸,当时的说法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不能有一字一句的伤害。”由于我揭发了陈伯达,我的问题又升了级,被关进了监狱,一蹲又是八年。
在秦城监狱,最厉害的是单间关押。一间小小的屋子,四面都是墙壁,看不到任何人,除了外面走廊里哨兵的脚步声之外,终日寂静无声。在这样的环境中呆久了,大多数人都会成为傻子或者被逼疯。我为了不至变成废人,就在监房里坚持跑步、锻炼。
监狱里见不到纸和笔,我就利用一次跌伤后要来擦伤口的龙胆紫药水当墨汗,在马列著作的空白行间写字,一共写了400多首诗词,平反后,将这些诗词汇集起来,出了一本《龙胆紫集》,这恐怕也算得上是一个奇迹。
我是1975年5月30日出狱的,出狱后,又被送回磨子潭。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形势发生变化,1978年胡耀邦执掌中组部,组织部通知我到合肥住院治病,年底又接到中央通知,1979年1月4日由合肥回到北京。从此,重返世间,后半生终于又见到了阳光。
当年毛泽东提倡“六不怕”——不怕戴机会主义帽子,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对我来说,除了头颅尚在,这几个“不怕”都经历了,能活过来真不容易,在逆境中最终挺了过来,做到了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

第四个二十年复出工作,弥补已经失去的时光


我于1979年1月恢复工作,任电力工业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兼基建工程兵水电指挥部政委,国家能源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
1982年我已65岁,到了可以离休的年龄,但陈云让我到中央组织部组建青年干部局,我便到了中组部,先任青年干部局局长,后来担任了常务副部长。
这一段的主要工作是根据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的“四化”标准,选拔第三梯队,总共挑选了1000名省部级后备干部。这是一项极为重要又有深远影响的工作,后来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当选的中央领导人,大部分都从这1000人中产生,现在还有约600人在位,可见当时的工作成效卓著。
我在中组部的另一项工作,是组织编写了一整套《中共组织史资料》,由我担任编纂领导小组组长。这套史料搞清了历史上的好多问题,功不可没。
我曾被选为中共12届中央委员,又曾是12、13届中顾委委员。

第五个二十年思考研究,力求搞清楚更多的问题

离休以后,我还继续关心国家大事,关注党的事业,将精力集中于思考和研究,希望能够搞清更多有问题。有人说我是“毛泽东研究专家”,不错,我一生写了评介毛泽东的五本书,对毛一生的功过是非作了实事求是的介绍与客观的评论,对他晚年犯错误的原因也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毛泽东是一代伟人,但他晚年所犯的错误给党和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这些问题是回避不了的,必须认真地剖析和清理,我认为这对于党的建设和国家的进步都是有益的、必要的。
我在晚年思考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推进政治体制改革。1980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核心内容,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重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由此开启了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大门。

以往的主要弊端是权力过分集中又不受制约,邓小平提出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并采取了若干相应的措施。
然而,前进的道路并不平坦,阻力重重。当前,经济改革进入了深水区,政治改革的滞后更令人不安。新的矛盾不断出现,不稳定因素日益突显。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不是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思路去积极解决矛盾,而是向后看,试图用高压和完全否定个人自由来求得表面上的安定。
我对这些情况颇感担忧。记得在八十八岁米寿时,写过一首自寿诗,最后两句是:“唯一忧心天下事,何时宪政大开张。”宪政民主应当是我们不懈的追求。
人生在世,总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为之奋斗的事业,更要对得起历史。


这是我对后来者的殷切期待,愿与朋友们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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